[13] 其三，没有明确提到对第三方内容的检查，但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加强对用户发布信息的管理。
[33]可见，滥用诉讼权利行为，在民事诉讼立法和学理上也都被吸收到诚实信用原则的范畴之中。例如，在对无理纠缠申请的认定上，英国信息公开专员办公室强调，说明理由和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是行政机构应负有的程序义务。
在一个案件中，一位申请人提出了一个信息公开申请后，又提出一个后续申请，要求行政机构提供对前一申请处理情况之信息。[10]前引[9]，沈岿文，第21页以下。这种从原则到类型化概念，再到具体测试标准的分析框架，也可以为知情权滥用行为的判定提供更好的分析和说理逻辑。即如果处理申请行为所要导致的成本与该申请的利益不成比例，那么这些申请就很难得到正当化。但从理性和逻辑维度看，上述问题的存在，指向的是如何改进信息公开的法律机制以保障知情权的有效落实，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或否认知情权滥用的问题。
申请人的申请行为是否构成滥用，首先应当分析其主观心理态度，分析行为人是否属于恶意利用信息公开程序，是否符合主观诚信的要求。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公法中的适用，还需要特别考虑程序正义问题。故当一般法律保留或者特别法律保留基本权利所设之限制传递给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时，无疑也提高了它的保护力度。
[52]参见柳建龙：《国家赔偿法》死亡赔偿金条款的合宪性分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20页以下。对此学者也提出不少批评：首先，基本权利的强化可能导致不合事理的结果。正如施特恩指出，主张一个职业的小号手比一个业余的小号手更受宪法保护，多少有点不可理喻。不过，一则，基本权利理论和实务的发展可以廓清基本权利的内涵及其适用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解决方案的选择和基本权利规范的适用不可预见性，从而使得前述担心变得多余。
(2)鉴于将外国人集会权完全委由立法形成，可能导致对人权的过度限制，因而主张对第35条的公民作扩大解释以涵盖外国人。[62]Vgl. Christian Hillgruber, in: Isensee/Kirchhof(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d.Ⅸ, 3. Aufl., C. F. Müller, 2011, S.1074, 100ff. [63]Vgl. Christoph Spielmann, Die Verst?rkungswirkung der Grundrechte, JuS 2004, 373. [64]参见杜强强：中学教师教学活动的宪法保障问题，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第6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以下。
就基本权利保护强度而言，言论自由显然高于营业自由。[49]较之设有一般法律保留和特别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对无法律保留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事由将取决于个案中的权衡。[33]Vgl. Michael Kloepfer, Verfassungsrecht Band II: Grundrechte, C. H. Beck, 2010, S.105. [34]Vgl. Maximilian Ressing, Die Grundrechtskonkurrenz, Nomos, 2016, S.202. [35]参见注[34]，第204页。在摩纳哥卡洛琳公主第二案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由于狗仔队偷拍时摩纳哥公主卡洛琳的子女在场，故该偷拍行为不仅侵犯了卡洛琳的一般人格权，也侵犯了她基于基本法第6条而受保障的家庭生活权利。
此一理论上的不足既不利于实现对基本权利的有效保障，也难以为国家的干预措施提供论据、减轻论证负担或者提供方向指引。但因在屠宰动物时其未采取麻醉措施，违反了动物保护法，黑森州政府拒绝了他的申请。[17]参见注[4]，第1368页。毋宁说，在这种情形下应就个案进行权衡，以决定应适用何项基本权利规范。
[95]参见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47页以下。[68] 再次，该方法的适用系以区分相关程度的可能性，即发生竞合的基本权利规范能够可以区分成主要基本权利规范和次要基本权利规范，为前提的。
2.不真正或者非纯正的基本权利竞合，又称法条竞合系指一行为属于两条或者两条以上基本权利规范的保障范围，但其中一条基本权利规范与其他基本权利规范的关系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故只能适用特别基本权利规范的情形。[57]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竞合的基本权利规范中存在一项首要的、最大相关的或者更切合事理的基本权利规范。
[43]Vgl. Gehard Pischel, Konkurrenz und Kollision von Grundrechten, JA 2006, 359. [44]Vgl. Jürgen Schwabe, Problem der Grundrechtsdogmatik, 2. Aufl, Jürgen Schwabe, 1997, S.304. [45]参见注[13]，第5354页。[6]参见柳建龙：‘人体扫描：公共安全vs隐私权，《方圆》2010年第17期，第69页。[28]参见林钰雄：《新刑法总则》，元照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603页以下。[23]Vgl. Daniela Winkler, Grundrechte in der Fallprüfung: Schutzbereich-Eingriff-Verfassungsrechtliche Rechtfertigung, C. F. Müller, 2010, S.19. [24]参见注[10]。在这种情形下：(1)根据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的解释规则，既然宪法明确将集会基本权利主体限定为公民，也就意味着外国人不享有基本权利意义上的集会权，无论其名义上是人权还是集会自由，即立法机关对外国人集会权享有完全的形成自由。[58]在解决基本权利竞合问题时，应考量所涉基本权利中究竟哪项最为重要或者才是干预重点，此即所谓的最大相关性理论。
[63]就此而言，笔者较赞同杜强强的观点，固然袁某某可以主张言论自由，不过，宜应区分一般言论与职务言论，而后者应受更严格的限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承租人的权利因同居生活伴侣所享有的不受歧视的权利而得到强化。
[24]窃以为，从法条竞合的原理来讲，它要解决的是某一规范的适用范围是否因为其他规范的存在而受到限制的问题，这应通过解释予以解决。另一方面，如果不能确定在所有相关的基本权利中存在一项应排斥其他基本权利而应优先适用的基本权利，则应采取有利于基本权利主体的立场，累加适用所有相关基本权利。
于此，正如克里斯托夫·舍恩贝格尔(Christoph Schoenberger)所指出的，近代以来，人们一方面试图将法变成一门科学，另一方面则试图将法律科学变成将来的法律草案。丹妮拉·温克勒(Daniela Winkler)等则主张应进一步区分抽象的一般法、特别法关系和具体的一般法、特别法关系予以处理。
考虑到上述情形，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或须更多地依赖基本权利释义学的发展。至于其他未予考量的、只是被视为纯粹的法思想或者基本价值决定的次要基本权利，在基本权利审查的第三阶层之基本权利合比例性审查的第四阶段均衡性审查时将之重新引入审查之中，进而提高主要基本权利对干预的正当化要求，使限制的限制变得更为严格。首先，无论如何，都须承认集会权是一项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即是例证，因而有《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适用。此一变迁与自由权审查框架的调整，尤其是基本权利干预的构成要件松动的意旨大致相当，即防止过早排除某些争议，以致基本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
该文对德国基本权利竞合学说和韩国的继受情况作了全面、简洁而不失深入的分析。[27]参见朱福惠主编：《宪法学原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6页。
无论如何，相信经由学术讨论可以形成通说，为未来基本权利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必要理论储备，并最终为基本权利竞合问题的解决提供有说服力的方案。[48]毕竟只要在法秩序中，基本权利就有边界，一旦发生冲突，就必须作出权衡。
如果扣除丧葬费，则经济发达地区的死亡赔偿金可能低于经济不发达地区，从而发生横向不平等问题，故可以主张其违反《宪法》第33条第2款的平等原则不过，一方面，鉴于在某些情形下，即使采受到较弱限制的基本权利优先说也未必能为基本权利提供合乎事理以及有效的保障，为此，释义学上又发展出了最大相关性理论。
其二，在某些情形下，如果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无法提供较周全的保障，也可能退回到一般法。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引发如下担忧，在存在多种解决方案但又缺乏必要的指导原则的情形下，真正的基本权利竞合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具有可预见性，基本权利规范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具有不可预见性，这必然损害法秩序的安定性和统一性。无论是法官抑或是法学家应尽可能在统一的意义上使用概念，[35]否则，不仅会影响理论体系的自洽性，也可能使得法律丧失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从而为权力滥用留下空间，损害公平与正义。[89]参见林来梵：《宪法学讲义》(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132页。
杉原周治「基本権競合論：意見表明の自由と芸術の自由競合を素材として(一)」廣島法學29卷3号(2006)29頁。而晚近的观点认为，在基本权利保护范围阶段过早地将其他基本权利规范予以排除，可能会使得一些原本有必要加以讨论的问题未能得到充分的讨论，而且不符合比例原则的意旨。
它与基本权利冲突共同构成了基本权利矛盾、基本权利的相互矛盾或者基本权利之间紧张的下位概念。如记者的报道活动受到限制时，其既可以主张言论自由也可以主张职业自由，但通常优先适用言论自由。
其次，从比例原则的角度看，侵害多个基本权利的国家措施较之侵害单一基本权利的国家措施一般而言需要更高的正当性基础，才合乎事理。[79]参见注[63]，第371页。
